日前市場即已盛傳，本周召開舉行的20屆三中全會，將推出攸關人民幣上萬億金額的消費稅改革措施，消息一出，陸港股消費概念簇群全面大漲。

嚴格說來，消費稅徵收範圍擴大及徵收稅率提高理應成為消費者日常負擔加重的重大負面影響因素，但為何市場會從利多角度去看待此次消費稅改革？

那是因為，比起消費成本增加，市場反更期待，在現今地方政府財政一片吃緊聲中，伴隨消費稅改革而來的稅收比例重分配及徵收環節後移，能否成為今年大陸消費增長新驅力。

伴隨消費稅改革而來的稅收比例重分配及徵收環節後移，能否成為今年大陸消費增長新驅力值得期待。

為何期待消費稅改革？
今年4月，IMF發布2023年世界國家和地區GDP總量報告，陸去年GDP總量17.66萬億美元，占美GDP比重64.6％；美去年聯邦收入4.4萬億美元，GDP占比16.1％，非稅收入占政府財政收入6％左右。在此同時，陸同年財政收入人民幣21.68萬億元，GDP占比17.55％，非稅收入占財政收入比重16.35％。

值得玩味的是，陸財政收入占GDP比重不比美國低，但為何市場卻只聚焦討論陸地方財政吃緊問題。

眾所周知，陸地方財政收入主包括稅收收入、土地使用權出售收入、中央財政調劑收入與政策補貼撥款等。受房地產景氣下行影響，去年不僅土地及房地產等五大地方稅收同比下降3.5％，就連土地出讓收入亦比2021年近期最高的人民幣8.7萬億元下跌33％。

再者，增值稅、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及消費稅占陸稅收比重的八成，但一直以來，為賦予中央更多統籌分配彈性，除增值稅等三大稅收逾半比例歸屬中央外，稅收占比近9％的消費稅，迄今仍100％歸屬中央。凡此說明，市場為何會一致認為，消費稅改革肯定成為今年20屆三中全會重要討論議題。

他山之石
按目前市場輿論觀點，此次消費稅改革重點，主要聚焦分配比例重劃與徵收環節轉移，且觀諸近年新加坡兩度調高消費稅率經驗，即便是稅率提高與徵收範圍擴大，也不會為宏觀經濟帶來市場所擔心的通貨膨脹與經濟衰退問題。

早在上世紀1994年代，新加坡即已開徵消費稅，初始稅率3％。其後，因政府財政需求，新加坡政府於2003年、2004年及2007年，分三階段將消費稅稅率上調至7％。

2021年全球經濟解封，為應對疫後財政需求，新加坡政府發表2022財年政府預算案時，再次宣布，從去年及今年1月起，逐步將消費稅稅率上調至9％。然而，消費稅率調高，影響的終究只是商品和服務的最終銷售價格，並非廠商實際生產成本，因此觀諸新加坡近年消費稅率調整經驗，新稅率生效不久後，的確會看到物價水平的短期上漲，但隨後不久又漸次回歸穩定，並不會出現學理上所謂，連續幾期的物價持續上漲現象。

以去年及今年1月的消費稅率調降為例，去年2月，新加坡CPI年增入率的確受前一月稅率調高影響，自1月的6.5％小幅上漲至6.6％；但一個月左右後的3月，CPI年增率即呈一路下滑走勢；且值玩味的是，今年1月的消費稅率第二次調高，反出現CPI年增率不漲反跌現象。凡此說明，相較消費稅率的調高與徵收範圍的擴大，全球性通膨及供需鏈瓶頸，才是近幾年，全球經濟深陷最大通脹危機的首要關鍵影響因素。

從新加坡近年消費稅率調整經驗，並沒有連續幾期的物價持續上漲現象。圖為新加坡購物商圈烏節路。

分配比例重劃與徵收環節轉移
按去年大陸財政收入，消費稅收入人民幣1.612萬億元，占整體稅收8.9％，同時也是目前大陸四大稅種中，唯一中央與地方尚未共用之稅種。

因此，接下來的消費稅改革，若能將原100％歸屬中央的消費稅，重分配一定比例給地方，那麼按目前泰半稅種，地方至少享有40％及50％分配比例估算，未來地方政府就能拜消費稅稅收比例重分配之賜，年增人民幣6,500億至8,000億左右的財政收入（占全年地方政府財政收入5％～7％）。

凡此說明，陸港股投資人為何會樂觀認為，此次的消費稅改革肯定能有效緩解既已捉襟見肘的地方政府財政壓力。

自1993年12月陸消費稅起徵以來，共歷經徵收項目新增及徵收稅率提高等五輪改革。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大改革後，徵收項目從11大類擴充至15大類，但消費稅徵收始終集中生產與進口環節。

意即，北京及廣東消費者喝掉的茅台酒與購買的進口化妝品，其消費稅只能由茅台生產地（貴州）及化妝品進口地（如上海）的當地政府來負責徵收。是以，接下來的消費稅改革，如果能將徵收環節從生產與進口環節朝消費端方向轉移。那麼，有了本地消費者大量消費後的稅收徵收權利，各地政府當然會出台更多刺激消費政策、營造更好消費環境，去帶動本地消費的大幅增長。